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以下简称“特评”文章）阐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一个再也平常不过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但它是在1978年那个特别的年代，在有着几千年封建思想传统的东方大国，却有着很不平常的特殊意义。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崇高威望的毛主席被神化。尽管到了1978年，林彪、“四人帮”宣扬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已不再重提，但其流毒并未肃清，某些被歪曲、割裂甚至伪造的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英明决策”，不论是非曲直，不论具体情况，都得维护，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上政治斗争的需要，就出现了著名的“两个凡是”，成为禁锢人们思想、阻碍历史前进的紧箍咒，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十年“文革”黑白混淆、是非颠倒，1976年10月政治上粉碎了“四人帮”，但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仍然存在，形势的发展特别需要人们解放思想，中央要求各行各业结合实际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把被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这样，拨乱反正进行一段时期以后，人们愈来愈感到只就某个具体事项、某个具体问题拨乱反正已经不够了，必须从理论上分清是非，拨乱反正，这样才能“拨”得清楚，“反”得彻底。而为了真正做到从理论上拨乱反正，就必须弄清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即二者归根到底谁检验谁的问题，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反对“两个凡是”，才能把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方面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如在农业方面，“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大批促大干”的大寨经验，实践已经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却得不到改正，反而在“普及大寨县”的口号下继续推行。在思想文化战线，全盘否定“十七年”的所谓“黑线专政论”，实践证明莫须有，是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而制造或利用的谬论，也得不到彻底批判。甚至像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写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样“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理论纲领，也不允许“点名批判”，结果报刊上只能是雾里看花似地批判一下。至于在政治方面，“四五”天安门事件和一大批冤假错案迟迟得不到平反，邓小平、陈云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长期不能复出，所有这些不正常的事情，其根本原因都在于“两个凡是”。可见，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推翻“两个凡是”，历史才能前进。
组织和发表“特评”文章的另一大形势，也是指导思想，则是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的，即我们要世世代代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国人民和我们的工作。这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加上当时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撰文或发表讲话，重申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矛头也是对着“两个凡是”的主观唯心论的。
正是在这样的大的形势和邓小平同志思想的指导下，“特评”文章才应运而生。可以说，形势出文章，如果不是这个作者撰写，这家报纸发表，迟早总会有另一个作者撰写，另一家报纸发表；甚至是，如果不是用发表文章的形式反映，迟早也会用另一种形式反映，这是历史的必然，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
不仅组织、发表“特评”文章是这样，“特评”文章之所以时隔二十年，人们还在纪念它，文章本身的科学性、历史上的作用，固然也是原因，但归根到底，仍然是社会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特评”文章发表以后的二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文章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充分证明由此文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是这场讨论拨正了历史前进的航向，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程。
其次，自“特评”文章发表以后的二十年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始终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概括地说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寻求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这条思想路线是解决实践和理论关系的正确路线，它包括研究理论应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研究理论是为了解决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理论）的唯一标准等内容。因此，“特评”中的基本观点就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动摇，“特评”文章的基本观点也就不会被遗忘，值得人们纪念。
第三，“特评”文章发表20年来，我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为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要坚持改革开放，就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必须在新的条件下发展四项基本原则，所有这些都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都是过去书本上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现成答案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对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因此，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特评”文章所反映的基本观点也就不会被遗忘，值得人们纪念。
第四，当然，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会改变，决不是说什么也不会有变化，由于社会在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践的内容及其检验标准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说，20年前“特评”文章发表时，实践的内容指的是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文革”十年的人民群众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即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那么今天，实践的内容则主要是2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如果说，20年前“特评”文章解决的是究竟以“两个凡是”还是以社会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解决的则是究竟以书本上的某些词句还是以“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为标准来检验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是非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中央早已有了结论。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更是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我们应该像“十五大”要求的那样，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这才是继承和发扬真理标准讨论的光荣传统，也才是对“特评”文章发表20周年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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